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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跟随在诸葛恪身边的将军以及来自孙权的使者们都清楚，虽然诸葛恪言语上并没有点明他到底在批评哪些人，但是他愤怒的渊源其实是路人皆知的。诸葛恪分明就是对国内的世家大族极度不满。

    有关于邓安国的消息被送到了诸葛恪的大营之中，邓安国凭借仅仅一万骑兵，横扫会稽郡和吴郡，兵锋已至建业城下。

    除了一万工农人民军主力骑兵之外，据说邓安国此时已经“裹挟”了超过十万东吴流民。这些流民战斗力自然不强，光是十万的数量肯定就有水分，里面又肯定有相当多数量的老弱病残。冷静地思考一下，所谓裹挟十万流民，听起来十分骇人，究其实不过是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罢了。

    但是诸葛恪的心情还是很沉重：这些流民原本都是大吴国的根基，是安分守己的朴实农民。如今他们却宁可冒着生命危险，和益州人“同流合污”。

    这背后的道理或许不能用简简单单的一句“叛国”的怒吼就能掩盖的，事实上，这些吴国人简直是被逼反的。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就算没有大清剿，这些穷苦吴国人也仍然是李定解放党的天然盟友，这让诸葛恪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。

    为了寻找李定的漏洞，争取打败李定，诸葛恪最近研读了不少李定的理论书籍。可他越看越心惊，最后不得不绝望地承认，李定的一系列理论几乎全都是正确的，至少大多数都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反驳的。

    可能，李定真的已经掌握了天下的规律，可能大吴国真的和蜀汉一样，已经大势已去了。

    这才仅仅几年的时间，李定已经滚雪球发展到了如今的实力，诸葛恪发自内心地觉得，这样的对手是他根本无法抵抗的。或许李定在《新人民》里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不如赶紧投降，共同“建设美好新世界”算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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